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全国4911名9-15岁农村留守儿童的实证调查，从诚信行为、家庭感恩回报、同伴错误提醒、遵守规则及制止欺负5个维度考察其道德行为发展特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整体良好，但在不同领域存在非均衡性，诚信与同伴错误提醒表现突出，而规则遵守与家庭感恩相对薄弱。11-12岁是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期，初中阶段呈普遍下滑趋势。研究还发现，生活在中部地区、学业表现优异、对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表现更优，而寄宿亲戚家及父亲单独监护的群体表现较弱。回归分析表明，集体责任感、自尊感、同情感是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的核心情感驱动力。据此，学校德育应以道德行为发展规律为起点，以积极道德情感塑造为中介，并将生活化理念贯穿教学全过程。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监护类型；生活满意度；集体责任感
＋ 纲目
一、研究缘由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变量 三、调查结果 四、讨论 五、德育建议
一、研究缘由
近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虽逐年递增，但乡村人口比重仍占约34%（见图1）[1]。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大规模向城市集中，导致该阶段农村儿童总数逐年下降。然而，截至202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儿童仍有约2413.7万人（见图2）[2]。此外，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多，受户籍制度和经济压力的限制，许多务工人员无法将子女带到工作地上学，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3]。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基会及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编写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指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跨乡镇街道外出流动半年及以上，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0-17岁儿童[4]。按照后者的标准，截至202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共计4177万人，占全部儿童（29766万）的14.03%，占农村儿童（11031万）的37.87%[5]。这意味着，每10名儿童中至少有1名是农村留守儿童，每10名农村儿童中约3名是农村留守儿童。相关研究指出，由于完整亲子关系缺失以及监护管教可能相对松懈，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从而引发道德发展方面的困境[6]。
道德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承载着人的价值共契，是个人立身处世、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对道德的追求，不仅是个人获得幸福生活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因此，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发展状况显得尤为必要。
在中国知网以“农村留守儿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共获得12802条文献。其中，南大核心及北大核心类别期刊文献有385条。借助Nvivo12.0软件对这385条文献进行词频分析发现，“道德”一词在重点词汇排行表中位列第61位，权重占比仅为0.15%。这反映出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问题的讨论还存在明显不足（见图3）。进一步以“农村留守儿童+道德”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731条文献。其中，期刊论文316篇，而南大核心及北大核心类别期刊文献仅50条。对这50条文献进行精读并筛选后，得到与“农村留守儿童道德”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26条。通过梳理发现，研究者主要采用区域性小样本调查方法，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7][8]、道德情感[9][10]、人格特征[11]等议题。
道德只有落实到具体行为和实践中，才能成为真正现实的、活的善[12]。道德行为是人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理性的外在综合体现，关注并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状况，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发展状况与规律。目前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现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为匮乏。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道德行为，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示范者行为对儿童道德养成具有关键作用[13]。家庭作为儿童道德启蒙的首要场所，亲子互动模式与教养方式直接塑造其道德认知基础[14]；学校教育通过课程设置、师生关系及同伴群体影响儿童道德行为的规范与实践；社区文化氛围和社会支持系统则为道德发展提供外部情境[15]。情感作为人存在的一种方式，是认知转化为行为的动力[16]，自然也会影响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的发展。那么，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哪些因素是影响其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因素？对这两个基础问题的探究，是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德育工作的关键。
基于此，为了解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更好地开展相关德育工作，本研究基于对全国范围4911名农村留守儿童样本的分析，试图探究以下4个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现状与特征，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在人口学及相关背景变量上的差异，影响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的关键因素，针对性的教育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变量
1.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孙彩平教授研究团队创建的中国儿童（9-18岁）道德发展动态样本库。为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设计。第一阶：以全国七大行政区为层级，每个行政区抽取一个省份；第二阶：在抽取省份随机选取一个地级市；第三阶：在选定地级市抽取城市中心区、城市新兴区（代表城市）及1个县（代表农村）；第四阶：在区（县）内按学校质量（划分为优质、普通、薄弱）进行分层，并分别在各层随机抽取小学、初中、高中各1所；第五阶：在选定学校以年级为单位，在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不超过7个班级，并对全班学生施测。通过上述抽样方法，研究团队于2019年底在全国7大行政区的21个区（县）的189所学校实施了调查，获得9-18岁儿童有效样本77367个。调查工具使用研究团队自编的《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状况问卷》，包含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判断、道德行为、心理环境困扰以及德育方式6个维度。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KMO=0.87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0.001），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781%，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4。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显示：X2/df=4.488，CFI=0.958，TLI=0.944，RMSEA=0.048。这些指标均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测量学品质。
本研究的核心对象是农村留守儿童。综合前文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界定，本研究采用以下三个标准从样本库中筛选符合要求的样本：一是年龄限定为9-15岁（含15岁）；二是监护类型属于以下任何一种居住形态，①因父母双方外出务工而住校（以下简称“住校”），②寄宿在亲戚家（以下简称“寄宿”），③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④仅与爸爸或妈妈一方生活在一起；三是户籍在农村。根据上述标准，最终从样本库中提取有效农村留守儿童样本数据4911条，具体分布见表1。
2.测量工具
考虑到个体的道德行为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得以显现，本研究在设计问卷题目时，均创设具体的生活情景（例如，测量制止欺负行为的情景为“在路上看到有人欺负残疾人或精神病人，你通常会怎么做”），并提供几种可能的行为倾向（例如：1=去看看好不好玩；2=当作没看见，不多管闲事；3=想去制止但又不敢；4=报告老师或家长；5=会去制止，必要时会寻求周围人的帮助）。被试者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得分越高代表被试者的道德行为水平越高。
鉴于道德行为具有多样性，本研究的问卷设计聚焦社会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关注点，重点调查以下5种典型的儿童道德行为：诚信行为、家庭感恩回报行为、同伴错误提醒行为、遵守规则行为、制止欺负行为。在计分方式上，诚信行为、同伴错误提醒行为、家庭感恩回报行为的题项采用三级计分，守规则行为、制止欺负行为的题项采用五级计分。为实现不同维度得分的可比性，本研究将三级计分题目的原始分数转化为五级计分，转换公式为：M=Mo÷3×5。其中，Mo表示三级计分题目的原始分数，M表示转换后的分数。
3.数据处理方法说明
本研究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针对方差不齐的差异检验，使用Welch检验、塔姆黑尼多重检验。同时，考虑到大样本量会导致显著性差异，研究辅以效应量（Cohen'sd值）对差异分析结果做进一步补充说明，以F值、p值、d值作为差异显著性指标。当p＜0.05且d≥0.1时，判定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当此时，组间均值比较才具有实际意义。
三、调查结果
1.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整体发展状况良好
将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发现，诚信行为、同伴错误提醒行为、遵守规则行为、制止欺负行为的组间差异虽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但效应量d均小于0.1，表明这些维度实际差异可忽略。家庭感恩回报行为呈现统计显著差异（p＜0.001），且具有实际意义（d=0.24），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感恩回报行为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2.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呈现领域间非均衡发展
数据分析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诚信行为（M=4.87，满分5分）、同伴错误提醒行为（M=4.55）明显优于遵守规则行为（M=3.82）和家庭感恩回报行为（M=3.93）。具体来看，在遵守规则方面，仅有39.0%的农村留守儿童表示“总是”在公共场合遵守规则，在乎个人行为对他人的影响，32.4%的儿童表示“偶尔愿意或不愿意”遵守规则且不在乎个人行为对他人的影响（见图4）。在家庭感恩回报方面，仅有26.9%的农村留守儿童总是记得家人的关心并找机会进行回报，高达62.4%的儿童只是偶尔记得家人的关心并找机会进行回报（见图5）。同时，遵守规则行为是一种底线伦理层面的公共道德，制止欺负行为则是一种超越底线规则伦理的公共责任与公共精神，二者均属于公共道德行为范畴，但农村留守儿童的制止欺负行为（M=4.17）表现优于遵守规则行为（M=3.82）。这反映出，农村留守儿童在不同道德行为领域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个人诚信方面表现优异但公共道德方面表现相对较差，同伴互助积极但家庭感恩回馈方面表现相对较差，公共责任感强但公共规则意识方面表现相对较差。
3.11-12岁是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期
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发展呈现显著的年龄差异。与全国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水平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具体来看，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水平均值波动在0.14-0.27之间，全国儿童道德行为水平均值波动在0.03-0.22之间（见图6、图7）。由图6可知，农村留守儿童遵守规则的行为自9岁起持续弱化，诚信行为、同伴错误提醒行为、家庭感恩回报行为水平在11岁出现显著拐点，制止欺负行为则在12岁发生转向，表明11-12岁（青春期前期）是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水平变化的关键期。此外，五种道德行为水平均随年龄增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轨迹，小学高年级阶段（9-12岁）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维持在较高水平，初中阶段（12-15岁）则普遍下行。
4.背景变量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与区域、学业表现、生活满意度及监护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0.001）。方差齐性检验显示，相关数据方差均不齐（p＜0.05)，因此，采用Welch检验及Tamhane多重检验处理方差不齐数据。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在区域、学业表现、生活满意度、监护类型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且d＞0.1）。具体来看，在区域方面，中部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水平（M=4.38）显著优于西部（M=4.25）和东部（M=4.17），形成中部＞西部＞东部的阶梯分布；在学业表现方面，学业优异组（M=4.38）与一般组（M=4.28）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表现优于稍差组（M=4.09），但学业优异组与一般组无统计学差异（p＜0.001但d＜0.1）；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其道德行为表现越好；在监护类型方面，住校（M=4.30）、与母亲同住（M=4.29）及与祖父母同住（M=4.25）三组间无实际差异（p＜0.001但d＜0.1），但三组均显著优于与父亲同住（M=4.11）和寄宿亲戚家（M=4.15）（见表3）。
5.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影响因素，以五种道德行为均值为因变量，纳入区域、学业表现、生活满意度、监护类型等背景变量，以及集体责任感、同情感、自尊感、羞耻感、爱国情感等道德情感变量。结果显示，回归模型整体拟合良好，F（8，4902）=307.415，且p＜0.001，调整后R2=0.333，表示模型可解释33.3%的变异，各变量共线性检验结果VIF＜2，Durbin-Watson值=1.937（接近2），表明该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回归方程分别为：Y道德行为=0.140X集体责任感+0.126X自尊感+0.117X同情感+0.086X生活满意度+0.085X爱国情感+0.043X羞耻感+0.031X区域+0.008X监护类型+2.065。
回归模型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对生活的满意度、居住区域、监护类型、集体责任感、自尊感、同情感、爱国情感及羞耻感共同影响其道德行为水平。其中，集体责任感、自尊感、同情感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影响较大（见表4）。值得关注的是，学业表现虽然在前期单因素分析中呈现显著的组间差异，但被回归模型排除，表明学业表现对道德行为缺乏独立预测效力（p＞0.05）。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整体发展状况良好，且与全国儿童相比，其家庭感恩回报行为更优；道德行为呈现领域不平衡性，诚信与同伴互助行为优势突出，但规则遵守意愿薄弱和家庭感恩回报不足构成发展困境；11-12岁是关键期，道德行为水平在初中阶段显著下降。背景变量分析发现，中部地区、高学业表现、高生活满意度组儿童道德水平更高，住校及父亲单独监护组儿童道德水平更低。回归分析发现，集体责任感、自尊感、同情感是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情感驱动因素。
1. 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的差异化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化特征，在诚信行为、同伴互助等方面表现突出，但在契约规则意识、感恩回报行为方面存在不足。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乡土社会伦理结构与长期亲子分离共同作用的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空间流动性较小，接触到的大多是身边熟悉的人。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亲密性，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彼此信任，进而促进了诚信行为的发展。诚信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亲情、朋友情义、社会人情和封建国家宗法关系基础上的道德精神[17]。在乡土社会中，信用并非源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基于对行为规则的熟悉，达到一种不假思索的可靠性[18]。同样，基于亲密人际关系形成的互助传统，为儿童义气行为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义气是一种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对儿童来说，就是当同伴遇到危险或犯错时，愿意勇敢地站出来帮助、提醒或制止。
然而，乡土社会浓重的人情氛围亦诱发一些行为缺陷。在农村社会，订立契约常被认为“见外”，人们习惯依靠彼此之间的信任及道德自觉来共处，从而常常忽略对契约和规则的确立与遵守[19]。这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契约精神与规则意识的认知相对淡薄。在学校集体生活或社会公共场景中，他们容易因惯性思维而忽视规则的刚性约束，出现违反纪律、不按流程办事等现象，不利于其融入日益规范的现代社会。
在家庭情感方面，亲子分离导致儿童感恩回报行为的核心机制缺失。已有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亲子沟通均能正向预测感恩，且亲子沟通在家庭功能和感恩之间起中介作用[20]。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感恩回报行为水平有待提升，其根源在于亲子的长期分离。儿童早期与父母建立的安全依恋关系是情感发展的基础[21]，而亲子陪伴缺失导致留守儿童难以形成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深刻认知。再加上缺乏正常的亲子沟通环境，留守儿童难以形成稳固的感恩心理动力机制，从而导致其感恩回报行为表现稍逊。
2.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存在关键期
道德发展关键期是指某种品德心理品质、品德结构功能、品德行为习惯出现转折或飞跃的时期，也是良好品德特质最容易形成和培养的阶段[22]。道德发展存在关键期已经逐渐被国内相关研究所证实。有研究表明，12-13岁是农村中小学生价值观认同的分层阶段，14岁是其道德判断的迷茫期[23]。
本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水平在9-12岁间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自11、12岁起转为下降趋势。因此，11-12岁是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期。根据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9-12岁儿童处于寻求认可定向阶段。这一时期，儿童的社交互动日益频繁，对自我在群体中的形象构建愈发重视。他们开始敏锐捕捉他人目光，将他人的赞许视为重要的自我价值评判标准，行为动机也更多地围绕获取外界认可而驱动。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父母长期缺位使得他们内心深处对认可的渴望更为强烈，老师的表扬、亲戚的夸赞、朋友的支持以及同伴的认同，是他们在成长迷茫期的重要精神慰藉。因此，这一年龄段的留守儿童愿意做出更多符合大家期待的道德行为，其道德行为水平呈现出递增趋势。而13-15岁儿童的道德发展多处于遵守规则与秩序定向阶段，开始认识到遵守法规和秩序的重要性。但受乡村文化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多依靠彼此之间的信任及道德自觉来共处，而非遵守规则。在面对学校和社会的正式规则时，其原有的道德认知体系与新规则发生冲突，会出现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确立的过渡期紊乱。同时，这一阶段儿童还面临学业压力、青春期情绪波动等多重挑战，更需要父母的引导。然而，亲子分离导致家庭教育缺失，儿童缺乏解决道德困境的有效指导[24]，在复杂情境下难以做出符合规则的道德判断，进而导致道德行为水平的下降。
3.生活要素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的影响
生活是道德存在的依据，只有在生活中道德才会显现[25]。区域、生活满意度、学业表现及监护类型等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现实生活的核心构成要素，对其道德行为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区域作为一个空间单位，基于地理差异和经济发展状况被划分为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外部环境差异，造就了不同的区域文化与特色。农村留守儿童长期浸润于特定区域文化中，其道德认知与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地域文化规范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商业文化发达，儿童的契约意识更强；中西部地区乡土文化浓厚，儿童更注重人情伦理。
生活满意度作为人对当下生活状态的主观评价，不仅反映其现实境遇，也反映其生活态度。人的道德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时间的累积，在参与生活实践中逐渐体悟与生成的。这意味着，每个人在努力实现道德发展的道路上都会遇到困难与挑战。积极的生活态度有助于个体坦然接受道德困境，并积极寻求方法不断尝试从困境中突围。而消极的生活态度会消耗心理资源，降低道德行为的实践意愿。
监护类型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寄宿制留守儿童因长期脱离家庭环境，家庭情感支持与道德引导相对缺失，面临更多道德行为养成的挑战[26]。与父亲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由于父爱表达更偏向理性与规则约束，情感关怀可能相对不足，且缺乏母性温柔情感的浸润，可能限制其共情能力与情感表达的发展[27]。
学业表现是学校生活的核心评价指标，与道德行为发展的关系呈现双向互动特征。差异检验显示，学业表现不同的留守儿童在道德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回归分析未验证学业表现对道德行为的直接影响。这表明，二者之间或许存在更复杂的作用机制。一方面，道德品质优良的留守儿童，往往具备更强的自律性、责任感与合作意识[28]，这些特质能够迁移至学习场景中，促进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学习态度，进而提升学业表现。另一方面，学业表现优异的儿童在学校环境中更容易获得教师表扬与同伴认可，从而提升其道德情感体验，激励其持续践行道德行为，增强其道德自我认同，形成学业表现与道德行为发展的良性循环。
4.道德情感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的影响
依据伊扎德的情绪动机－分化理论，情绪情感系统是人格发展的核心动力。这意味着，情感作为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力，自然会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发现，集体责任感、自尊感、同情感是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
责任主要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之中，人不仅需要对“他者”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拥有较强集体责任感的个体，更愿意在生活中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以“大我”要求自己，自觉摒弃个人私欲，约束自身言行。个体自尊感显著依赖于外部评价，而道德行为最能体现社会期望，因而高自尊个体倾向于通过践行诚实守信、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行为，赢得尊重、维护尊严。同情感源于“恻隐之心”，使人对他者苦痛感同身受，从而主动施援。因此，集体责任感、自尊感与同情感成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拥有较强集体责任感、自尊感及同情感的农村留守儿童，其道德行为水平也就越高。
羞耻感是一种以自我否定为核心的道德情感，需要通过引发个体对不道德行为的反思，推动道德人格的完善。然而，亲子情感缺位使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形成孤僻、敏感的性格[29]，在面临羞耻体验时，他们更可能采取回避而非反思策略，从而削弱其道德成长效应。因此，本研究发现羞耻感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
五、德育建议
学校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阵地，是促进个体道德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场域。基于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学校德育工作需要充分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发展的差异化特征，抓住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期，重视生活要素及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发展的影响。
1.以道德行为发展规律为起点 （1）深化道德内涵认知
农村留守儿童身处的熟人社会基于地缘、血缘关系构建，他们天然地认为熟人之间相互帮助、付出和信任是理所当然的，无需用规则约束，也无需对熟人（尤其是家人）的付出感恩或回报。然而，他们尚未深刻理解，遵守规则和践行感恩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桥梁。实际上，守规则和感恩回报非但不意味着关系疏离，反而通过明确交往界限、保障公共活动有序推进、物品借还和事务往来有章可循，成为避免冲突、稳固信任根基的关键路径。
（2）提升道德价值认同
德育工作者应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对道德价值的认同。在课堂情境中，可选取适配认知发展水平的伦理学经典文本片段，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美德与幸福关系的论述[30]，结合乡村生活实例予以阐释，引导学生思考道德对个人成长、社会融入的意义，提升其对道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德育工作者可以身体力行，与农村留守儿童一起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在道德实践中将道德内化于心。例如，定期组织儿童参与孤寡老人居所清洁、困难农户农事帮扶等活动，并制定服务流程与规范，使儿童在奉献爱心过程中，真切体悟感恩回馈的精神内涵，同时培养其规则意识与感恩之心。
（3）构建系统多元的教育干预策略
针对12-13岁道德行为转型期特征，德育工作者应建立认知冲突转化机制。一方面，德育工作者需要敏锐捕捉留守儿童的道德困惑。12-13岁的孩子处于青春期前期，心理敏感且容易产生道德困惑。德育工作者需密切留意学生言行、情绪变化，及时发现其在人际交往、学业竞争、家庭关系等方面出现的道德困惑，主动与其沟通交流，分析问题根源，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将困惑转化为促进道德成长的宝贵经验，形成具有个体价值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在课堂教学方面，德育工作者可以充分挖掘乡村本土案例资源，采用案例分析、主题讨论等教学方法，呈现道德行为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的实例，引导学生理解守规则、懂感恩对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激发情感共鸣，领悟道德力量。
2.以积极道德情感塑造为中介 （1）强化德育课程的文化赋能功能
课程既承载教育内容，也是有效实现教育目标的基础。应充分利用本地的地缘文化特色，挖掘本地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如本地英烈事迹，并通过多媒体沉浸式展示，助力留守儿童冲破地域局限与信息壁垒，塑造精准且深沉的国家观、集体观与历史观。这不仅能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摆脱价值迷茫，还能增强他们对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与热爱，明确个人成长与集体发展的紧密联系。
（2）创新体验式德育方法体系
传统德育方法以知识传授和行为训练为主导，容易使学习者与品德的生动内涵之间形成“疏离”状态，从而制约学校德育效果。体验式教学作为一种以直接经验为主的教学方法，能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道德体验的机会，有助于他们理解和掌握德育内容。因此，德育工作者可依据德育大纲，筛选适合改编为小品、话剧的主题素材，如将“程门立雪”“孔融让梨”等传统美德故事进行情境重构，融入当代乡村生活元素，使其更符合留守儿童的认知水平，组织学生分组创作、排练和表演，并通过表演后的复盘反思，运用教育叙事分析方法，引导留守儿童将舞台体验内化为道德认知，提升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对集体的认同感以及对他人的共情感，使德育内容真正融入个体精神世界。
（3）构建多元榜样教育生态
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外引社会榜样资源。可以邀请各行各业的道德楷模、退伍军人进校，以真实经历讲述坚守职业操守、保家卫国的故事，并通过案例对比、深度访谈等方式，剖析榜样的成长历程与关键抉择。另一方面，学校应着力培育校园榜样。注重挖掘校园内学生的优秀表现，树立身边的榜样典型。榜样学习活动结束后，应对表现优秀的儿童给予奖励，强化其行为，促进积极道德情感的产生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
3.将生活化理念贯穿教学全过程
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人建构更好的生活，使人在道德学习中学会关注、反思和改变生活[31]。因此，德育工作者需积极贯彻“生活化”的德育理念，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现实生活，重视生活要素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
（1）建构文化价值甄别能力
优秀区域文化蕴含丰富道德资源与文化价值，是个体道德成长的重要精神源泉。但乡土文化的传承需经价值筛选，对体现智慧与美德的成分应积极保护，对固化的陋习则应批判扬弃。德育工作者可组织主题班会，引导留守儿童区分风俗习惯与优秀区域文化。通过案例对比分析，帮助他们识别陈旧风俗中的消极因素，培养批判性思维，确保留守儿童能够汲取优秀区域文化中的道德养分，为道德成长奠定基础。
（2）优化道德发展心理环境
心理健康是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发展的重要保障。德育工作者可联合专业心理咨询团队，运用心理测量工具定期评估留守儿童心理状态，精准定位压力、焦虑、抑郁等心理亚健康症状的高发时段与个体差异。针对家庭支持缺失引发的消极情绪，设计个性化心理辅导方案，帮助留守儿童识别并纠正负面认知偏差，重塑积极自我认知。同时，德育工作者应增加与留守儿童的谈心频次，不仅关注其学业进展，更要聚焦生活与情感问题，确保他们在遭遇心理困境时能及时获得支持，以健康心态应对道德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3）打通知行转化通道
德育工作者需捕捉日常生活场景，创设基于真实问题的教学情境。例如，以“乡村常见的邻里纠纷”为蓝本，设计道德冲突案例，组织课堂辩论，让留守儿童在观点交锋中明晰道德抉择的复杂性与正确导向，深化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在实践过程中，德育工作者应发挥引导作用，运用教育叙事方法，帮助留守儿童梳理实践经验，将抽象的道德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使其真正理解道德知识内涵与价值，实现道德认知的内化与升华。通过这种方式，打破道德知识与实践的壁垒，让道德教育真正融入留守儿童的生活认知体系，助力其道德成长。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会课题“新时代儿童道德发展特征及德育改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B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峰峰：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关会敏：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
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5年第5期，第6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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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少年儿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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