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2日，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开展了以“坚守公益价值，方能‘安身立命’”为主题的平行论坛，邀请来自学术界、公益领域行动者及资源方的代表，通过主题分享、实践案例分享与点评的形式，共同探讨公益行业的价值本原，讲述公益价值表达和传递的实例，以推动公益价值在行业内的讨论，促进公益价值的实践，助力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有价值、有韧性的公益生态。本期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徐晓新的分享，从学者的视角，阐述了公益如何创造价值、公益领域在中国情境下的价值创造实验、什么是超越工具价值的价值，以及公益组织如何做到价值驱动。
各位公益伙伴，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相聚在风光旖旎的昆明。相信今天的好天气，会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一个有些宏大和抽象的主题，叫“现代公益的独特价值与公益组织的价值驱动”。说实话，这个题目不好讲。但是我非常高兴被邀请来讲这个题目，因为在过去一年里，这个主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促使我不断思考。
去年夏天，我加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从那一刻起，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身份从公益观察者变成公益从业者。在变成从业者这一年里，我对公益行业有了更多的感同身受。2023年在基金会发展论坛讲公益基础设施投资时，我更多还是作为观察者坐而论道；而在参与运营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这一年里中，我开始和在座各位一样真正地直面所在机构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直面公益慈善生态今天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面对增长瓶颈，甚至是生存挑战，我不得不去认真思考，北师大公益研究院作为一家公益和社会政策智库，或者说作为一家公益支持型组织，我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坚持“慈善推动社会进步”的初心和使命，更好地服务公益生态？有时，我甚至会问自己，我们所服务的公益慈善行业到底有没有独特价值和未来？这个思考，不正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吗？
我是怎么样来探寻这个问题答案的呢？我回到了非常传统的做法，就是我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重读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及其合作者马克·克雷默（Mark R. Kramer）等人过去20多年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一系列讨论公益慈善价值和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的著名文章，重温了美国公益慈善学科的主要创立者罗伯特·派顿（Robert L.Payton）写的《公益：通往公益利益的志愿行动》（Philanthropy: Voluntary Action for the Public Good）和《理解公益：意义与使命》（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 Its Meaning and Mission（国内中文译本名为《慈善的意义与使命》）等探讨公益价值和使命的经典著作。同时，我也认真阅读了两本写国内基金会实践经验的书，一本关于南都公益基金会（《使命与治理：一家基金会理事会的故事》），一本关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有效的爱：真爱梦想公益方法论初探》）。与此同时，我在过去一年里对20多位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和捐赠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围绕公益价值相关的阅读和访谈，对于我来说，还一直在路上。今天借此机会，把初步的思考和体会向大家做一个汇报，接受各位实践同行的评议。
我的分享包含三部分，现代公益的独特价值、价值观对于公益组织的重要性以及公益组织如何以价值观和使命驱动发展。
我会把重点放在第一部分，即现代公益的独特价值——工具价值及其超越上。
公益行业今天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质疑。在我访谈一些捐赠者时，他们会问我，为什么公益机构要收管理费？你们的受益对象如此困难，是不是应该把钱100%都给到他们？甚至还有一些更“极端”的问题，我为什么要钱把捐到这些公益机构，而不是直接捐给受益人呢？还有一些捐赠者会问，有些在公益组织工作的人薪酬比我还高，我为什么要捐款给他们呢？
尽管这些问题各不相同，但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这些疑问最终可能都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那就是公益组织和公益行业从业者在开展公益活动时，到底是捐赠资源的消耗者，还是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做出更大贡献的价值创造者？
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教授，也是全球著名的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与其合作者克雷默于1999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做出了非常有启发的探讨，题目是《公益的新议程：创造价值》（Philanthropy’s New Agenda: Creating Value）。文章提出，以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现代公益力量若制定实施有效的战略，可以创造超过其成本的价值，成为价值创造者，而不是资源消耗者。
众所周知，美国基金会体系有很高的成本。这个成本至少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公众把钱捐给基金会，因享受税收减免，政府减少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二是以美国基金会行业存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行政成本，大家都知道美国同行要比我们的人力成本昂贵得多；三是当基金会资助款项给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时，对这些接受赠款的机构有严格的管理流程上的要求，相应地增加了受赠机构的行政成本。
面对这些相对高昂的社会成本，美国私人基金会是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呢？波特和克雷默认为，他们的独特优势和价值创造，首先是来自他们相对于个体捐赠者更大的资源体量和相对于个体捐赠者和政府的独立性。因此，他们能够从更长时间跨度来探寻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并持续投入推动社会变革。同时，他们往往会有一些专注的领域，长期以来积累了应对该领域的社会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
而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长期和复杂的；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也往往非常多元化。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遭遇贫困时，并不是捐了一些钱给他，就能让他在未来持续摆脱贫困，成长为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给他创造更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助力他形成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能力。唯其如此，他才能更好地突破弱势地位，成长为有竞争力，能对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相对于个体捐赠者，基金会能够从更长的周期和更宽广的视角来观察这些社会问题，深入分析其背后复杂的原因，进而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更加系统的方案。
波特和克雷默从四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了基金会是如何创造价值的：首先，相对于个体捐赠者来说，基金会有更好的工具与方法去选择受赠机构，也就是把资源给到更有需要和更具效率的机构。其次，他们不仅自己资助这些机构，还会引导其他资源方来资助这些领域和受赠机构。再者，在资助过程中，他们会通过能力建设和绩效评估等方式来推动受赠机构提高专业能力和运作效率。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基金会能够在一些领域中长期耕耘，通过资助研究、试点项目和政策倡导等方式改变整个领域的运作方式和环境。
基于以上四点，美国的基金会能超越个体捐赠者，在解决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中创造更大更可持续的价值。这种价值有望远超过他们所消耗的社会成本。这给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公益的独特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
回到中国的情境中，尽管我们现代公益发展的历史相对短一些，规模上与美国相比也还存在明显差异，但在政府、市场和公益这三个创造社会福祉的主要角色中，一些案例表明，公益行业已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作出重要贡献，展示出独特价值。
我们先看第一个案例：应对罕见病。世界上有很多种罕见病，具体到每一个病种往往患病人数较少，而新药研发的成本很高，失败概率也很高。因此，对于药企而言，为相对狭小的市场空间研发药物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简单地讲，在罕见病领域，市场机制似乎不是那么有效率。
再来看政府的机制，在罕见病领域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罕见病群体相对较小，是否能引起决策者的关注本身就存在挑战。另一方面，即使政府认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还面临着公平性的挑战：我们总是希望纳税人的钱能投入到更大众的福利改善中来，那么就面临着罕见病患者群体和其他更广泛的大众医疗服务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以及不同的罕见病病种患者之间的公平性问题。受制于公平性挑战，总体而言，政府在罕见病领域的行动是比较缓慢的。而公益在罕见病领域已率先行动，并在一些病种的罕见病患者支持和药物研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全社会对罕见病患者群体的关注。
如果说应对罕见病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细分领域，那么第二个案例——儿童保护和发展，则展示了公益行业在应对社会规模问题上的独特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在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他们的权益保护和发展面临着家庭抚幼功能弱化、隔代照料不足等很多问题。公益力量率先关注到乡村儿童保护面临的问题。这些公益力量深刻地认识到，乡村儿童保护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家庭监护力量随着人口快速流动而走向弱化，对这些儿童有效的支持是在人口快速流动的情境中建立一种针对儿童及其扩展家庭的支持体系。
于是，公益力量推动一些地区逐步建立起基于儿童主任的乡村儿童保护和支持体系。随后，公益力量在不断扩大试点中逐渐验证了乡村儿童主任模式的可行性，又通过政策倡导变成了政府的普遍行动。到今天，全国农村地区普遍建立起儿童主任体系，为快速流动社会中的乡村儿童保护提供了有特色的中国方案。如果一开始公益力量不是在分析乡村儿童保护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规划并试点系统的解决方案，而只是简单地把物资和款项给到乡村中需要帮助的弱势儿童，就无法真正推动这一问题的持续解决。
昨天，在儿童发展领域，公益行业开启了一个新项目、新模式。8家关注儿童发展领域的公益基金会正式启动了儿童早期发展共建式慈善项目，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中国0-3岁儿童早期发展，包括如何建立广覆盖、有质量、可承受的服务体系，如何提升家庭养育和照料质量，如何建立更好的推动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我非常期待共建式慈善所聚合的力量能在两到三年内建立起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进而为推动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做出公益行业的新贡献。
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境中，公益行业已凸显出值得称道的独特价值——发现没有被满足的需要，进而去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且率先在一些地区开展创新试点，形成和完善系统解决方案。相对于政府来说，公益行业在开展应对社会问题的创新试点时可以有更高的容错，因此可以更早、更好地开展试点；而当公益行业经过试点验证了模式的有效性后，可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策倡导来实现创新方案社会价值的规模化。比如，通过更广泛的社会筹资，把创新试点从少数地区拓展到更多地区，通过政策倡导将社会创新项目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中，从服务于部分地区有限的群体到提升整个群体的福利。
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现代公益是否还有一些超越“推动社会问题解决”本身这一工具价值以外更高的价值呢？这就要回到公益作为一种道德行动本身的内在价值。
现代公益自诞生以来一直强调助人自助。约翰·洛克菲勒曾指出，“最上乘的公益，那种造福最多而贻害最小的善行，并非通常所谓的施与。依我之见，真正的公益，应是审慎投入心力、时间和财富，着眼于为人们创造有酬劳的工作机会……若能助人自助，方能创造永恒的福祉”。洛克菲勒这句话非常生动地传递了助人自助这一现代公益的重要核心理念。相对于传统慈善，现代公益更强调尊重受助对象以及为受助对象提供服务的当地组织的主体性，通过审慎投入帮助他们建立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公益这样一种道德行动，对于资源提供者来说也并不仅是散财和施与，而是赋予了他更有意义的人生和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问卷调查和脑科学的研究都表明，利他行为能够给人们带来比给自己花钱更持久的幸福感。在为创造社会价值提供心智、时间和财富等资源的过程中，捐赠者实现了更好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公益正在从少数慈善家的行为，变成公众普遍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现代公益正在赋予我们每个人更有意义的人生。
讲到这里，我做一个小结。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说，现代公益具有发现社会问题并以专业系统的社会创新方案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的独特价值；而在更高的文化和道德层面来说，它以一种道德的行动尊重和激活受助者的主体性，同时赋予捐赠者更高的生命意义。这两种价值的融合，最终可望使得我们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和更包容、更有温度的社会。
对于后面两个部分，我特别期待接下来能听到实践者分享更多的真知灼见，我也用所剩不多的时间谈谈个人理解。
价值观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极为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公益作为一种道德行动，需要传统市场机制逐利以外的内在驱动力量。价值观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每个公益组织都需要一种方向指引，而这种方向指引首先来自于价值观，来自于组织的初心和使命；其次，对于公益组织建立公信力来说，价值观的有效传递也特别重要；最后是吸引人才方面：就整体而言，公益组织可能始终无法提供像商业机构一样有竞争力的高薪酬，但随着收入增长，人们会有更多超越收入的精神追求，而公益组织的价值观，恰恰会成为凝聚人才很重要的力量。
公益组织如何去实现价值驱动？我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化到治理中；二是外化到行动中。内化到治理中，就是将价值观渗透到组织文化、组织治理的方方面面；外化到行动中，是在公益组织的整个链条中，不断用价值观去审视我们的行为，比如，在筹款的过程中，面对资源稀缺的大环境，我们是否有勇气放弃与我们的使命和价值观不契合的捐赠；在服务递送过程中，我们是否愿意放弃短期的效率而去耐心地培养我们的受助对象以及服务他们的当地组织的主体性……我想，这些都是在座各位在运行公益机构时会遇到的问题。在过去运营管理公益研究院的过程中，我也不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和抉择。
以上分享的，就是我这一年多来围绕现代公益价值和公益组织价值驱动的阶段性思考。这些思考还是相当粗浅的，我对个人思考的表达也是比较粗糙的。所以，今天的分享，权当是把思考过程中非常不成熟的手稿拿出来接受各位公益同仁的“同行评议”。
再次感谢各位！
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283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