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光
最近，深圳市的老团干微信群特别热闹，大家都在热情参与由团市委主办，深圳市五月花海公益基金会、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忆奋斗岁月 谱时代华章——‘青春花开’五四青年节文艺晚会”。从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伊始，到如今活跃在各条战线的老团干、新团干汇聚一堂，用文化艺术的形式，将四十多年来带领特区青年奋斗进取、建功立业的历程记录下来、展示出来。我不是深圳人，也不是深圳团干，之所以被拉进“五月花海老团干群”，是因为身在毗邻城市广州的我非常关心深圳的青年发展、关注深圳的志愿服务、关注深圳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多次到深圳调查研究，也与不少老团干、新团干有交流沟通。所以，我一方面因为不是深圳人，另一方面工作太忙时间冲突，没有参与晚会的筹备和观赏。但是，我愿意以深圳共青团发展的观察者、见证者的身份，撰写一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文章，记录深圳共青团的创新发展，记录深圳青年自豪和骄傲的成长过程，特与广大团干部、广大青年分享交流。需要说明的是，我凭考察和记忆进行写作，有可能挂一漏万，有可能出现偏差，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回想深圳共青团早期在特区环境中的创业和发展，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83年。那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团省委系统，在广东省团校工作的第二年。一是“毛坯房”，二是“集装箱”。“毛坯房”的故事发生在1983年3月，当时广东团省委组织部部长带着我们到深圳调查特区青年发展和共青团工作创新。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兴办，创业条件非常艰苦。市里面唯一用来接待客人的“竹园宾馆”被全国来考察、调研的人住满了，实在没有办法，就安排我们住在团市委附近刚刚建起来的毛坯房。具体说来，就是建筑框架好了，还没有装修完成的房间。记得是两房一厅的结构，团省委组织部部长住一间，我和组织部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合住一间，是木板床上挂了蚊帐睡觉的。其实，当时团市委书记、部长、工作人员的居住环境也是非常简陋。然而，那时候大家都不在意这些状况，而是围绕特区青年的创业发展，特区共青团工作的创新特色热情讨论，充满希望。“集装箱”的故事发生在1983年8月。当时广东团省委直属机关团支部组织我们到深圳特区开展团建和旅游活动，在青年旅行社创业开发的小梅沙度假基地活动。我也记得很清楚，旅游居住的是工业用过的旧集装箱，改造之后成为旅馆房间，虽然非常简陋，却也别具特色。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团建旅游期间遇上台风，就在集装箱里多住了两天。外面海浪滔天、风声凌冽，集装箱内热闹非常，唱歌跳舞，共青团员、年轻人的勇敢和热情充分体现出来。那时候的青年团干，后来成为各级团组织负责人，也有些成为省部级、地市级领导干部，但是那个年代“集装箱”的青春热情是永远难忘的。其实，过后我在想，我们只是到深圳调查研究，到深圳团建旅游，住在这种艰苦创业的环境中就是几天的时间。然而，深圳人、深圳青年、深圳团干部一年365天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和创业，他们的艰辛超过我们许多，他们的困难超过我们许多。但是，正是这些有情怀、有追求、有热情、有胆识的青年和团干部，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艰苦创业、艰辛奋斗中，建设成世界瞩目的国际性城市，建设成人人向往的现代化大都市。
图一：共青团中央1985年编辑和出版的《青年工作调研文集》
记得共青团中央改革开放后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青年工作调研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收录了我的一篇调查报告《开发政策与广东青年》，其中很多就是深圳共青团工作创新、深圳青年发展的资料，并且有很多的启迪。该书还收录了时任深圳团市委书记廖军文同志的《特区青年与团的自身改革》，阐述了特区共青团工作创业和发展的新思路、新探索。今天说起深圳，都是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文化兴盛的国际性城市，但是回想四十年前的创业和发展，不论是深圳青年、还是深圳团干部，都是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努力。大家看到如今的成就和辉煌，也都是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
我们1983年在深圳经济特区调查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百万打工青年”（当时是“百万”，后来是“千万”），他们远离家乡、远赴特区，既是为了挣钱回家，也是为了闯荡世界。那一次，我们调查一位获得“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青年典型，是来自梅县地区农村的客家姑娘。她的故事非常有代表性：她来到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打工。说是企业，就是原来公社里大队的旧粮仓，间隔开来就分为车间、仓库和办公室。有一天，外贸公司带领一位客商洽谈业务。外商拿出一个皮手袋，让厂长叫人三天之内作出样板，就可以供货合作。厂长一看这种外国皮手袋的工艺非常复杂，尤其是皮包里面的工艺特别繁杂，就要求五天的时间。结果双方纠缠来纠缠去，没有结果。这时候，客家打工妹到仓库交产品，听见厂长与外商的争执，拿过皮手袋看了一会，说了一句“我能做。”大家都愣了，后来就交给她做样品。其实，过后这个客家打工妹说是大意了，只看了皮手袋外面，没有看皮手袋里面，不知道里面的工艺更复杂。但是，打工妹说，“既然我答应了，死都要死出来（客家土话）。”于是，她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反复琢磨、不断尝试，终于在第三天中午做出样板。这样，外商与企业合作，打开了新的生产渠道。随后，报社记者了解到这个案例，撰写长篇报道，引起国家和省市的重视，推选她参加评选，获得“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荣誉。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那时候的特区青年、打工青年真是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敢于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世界里闯出一片天地。再后来，我到深圳市的宝安县调查青年发展，听到一个内地人“误会”的案例。当时有些内地报社的记者，到宝安县采访“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和青年就业发展的事迹后，没有详细核对，就撰写了《宝安县涌现3000多名青年厂长》的报道。那个年代，如果当上厂长是非常有水平、非常有地位的。内地就传开了，说深圳宝安县的青年创业很厉害、很伟大。可是，我到宝安县深入调查的时候，当地团干部、村居干部告诉我，“这3000多名是‘中方厂长’，其实就是报关员和协调员。”因为，外资、港资与内地合作兴办企业，在正式管理、经营的厂长之外，按照合同必须配备一名“中方厂长”，就是村庄派一个人来作进出口报关，以及工厂与村里协调的具体事务。我们后来继续跟踪调查，发现有些“中方厂长”虽然只是“报关员”“协调员”的小角色，但是在申报关税、协调事务的过程中学习成长，后来就自己“跳槽”出去创业发展，真正成为创业者“厂长”。我从这些一个个、一件件调查的事例中，看到深圳青年的成长经历，看到外来务工青年的成长经历。为此，我特别倾佩深圳特区青年、深圳特区团干部的胆识和干劲。
我对深圳首创“团员证”的价值和意义，是逐渐提高认识的。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我多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调查青年发展，对“大家乐”舞台、外来工青年成长等较为关注，当时团市委的同志向我说起尝试“团员证”的做法，我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深入思考。然而，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伴随社会流动的增多，我逐渐发现深圳首创《团员证》，对于全国共青团工作的改革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社会流动和激发活力有重要的意义。改革以前，中国的管理是“单位制”和“区域制”，人们的身份认定、政治认定，都是在单位、社区、村庄内限制的，出门都需要单位、社区、村庄开具证明。同样，如果是党员、团员，就只能够在单位、社区、村庄中享受党团组织的政治待遇，参与政治活动，离开单位和区域就没有参与机会。然而，深圳就是一个“一夜兴起”的创业城市、新兴城市，全国百万、千万青年来到深圳经济特区工作与生活，除了少数精英是工作调动，有介绍信和证明之外，绝大多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青年中的党员、团员是流动的状态，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接收单位”的。这时候，深圳市的团组织，顺应改革开放、青年流动的需要，1985年率先探索试行《团员证》制度，为大量流动团员获得政治认可、参与团的活动提供鼓励和支持。1986年，广东省在总结深圳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团员证》制度，1987年团中央开始试行《团员证》制度，1988年在全国推广《团员证》制度，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措施。深圳经济特区非常有名的“蛇口工业区”“八卦岭工业区”，以及关外（当时特区有关内关外之分，关内是小特区的深圳市内，关外是宝安县范围）的“宝恒工业区”等，都是青年工作的试点，也是《团员证》推广的试点。我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宝恒工业区调查的时候，有些团干部说，最初很难了解哪些外来工青年是团员，有些外来工也不太愿意显示团员身份，不想参加政治活动。这时候，团干部利用大家乐舞台活动、青工联谊活动以及各类文体活动，激励外来工青年亮出团员身份，并且给予更多的活动机会。这样，为这些展示团员身份的青年，颁发《团员证》之后，便掀起了工业区一股热情、活跃的青春力量，让共青团工作有生机活力，也让工业区展现旺盛生机。几十年过去，我越来越感觉《团员证》的探索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为从僵化、固定的社会群体管理机制，转型为自由流动、激发活力的社会管理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兴办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承载着非常多的经济改革、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创新探索功能，在青年工作方面也是这样。1988年，在深圳工业区发生的“蛇口风波”引起全国关注，如今看来仅仅是小小的观念差异，在那个年代汹涌澎湃，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激烈争议，恰恰预示着思想解放、观念变革的时代来临。我是间接参与那次活动的。当时，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到深圳进行宣讲，在蛇口等召开座谈会。我虽然人在广州，因为从事青年研究，也有文章被研究中心选中，就邀请我参加深圳的系列活动。我曾经参加在深圳的报告会，听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位专家的演讲，也参与一些座谈会，发表自己的见解。非常可惜，三位专家在蛇口工业区召开的座谈会，我恰恰没有参加。因为那个时间段，我是到深圳大学调查研究学生社团活动和勤工俭学情况。后来，我听说三位专家与蛇口青年在座谈会上发生观念冲突，就有意识了解情况、搜集资料。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特别大的思想冲突。思想教育专家认为，青年到深圳、到蛇口不仅仅是“淘金”，还有为国家做贡献的含义；蛇口青年则认为，就现实的动机而言，就是“淘金者”，就是为了打工挣钱。我那一段时间正在追踪青年的思想变化，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的改革。调查研究发现，青年思想观念正在从“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简单二分法，向多元融合、互为补充的新理念变化。传统意识认为，“淘金”是不好的观念，“贡献”才是好的观念。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青年则认为，“淘金”是中性词，没有什么不好，为了“淘金”和挣钱的动机来经济特区闯荡没有什么不好，与此同时也为国家做了贡献，也创造了社会财富，那是附加的价值。我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变革过程中，发生一些碰撞、发生一些冲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环节之一。这种碰撞和冲突也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深圳是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发源地之一，1989年组建志愿服务热线电话服务小组，1990年正式注册成立志愿服务社团“深圳义工联”。这是全国第一个依法注册的志愿组织，开启了志愿服务依法发展、依法治理的先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有“四个第一”的先例：1983年北京市大栅栏诞生第一个志愿服务项目“综合包户”服务；1987年广州市诞生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手拉手”热线服务；1989年天津市朝阳里诞生第一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1990年深圳市诞生第一个依法注册志愿服务社团等。这“四个第一”在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史上有里程碑的价值，分别启发后来多方面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发展路径。话说回来，我没有先知先明的智慧。在深圳1990年依法注册“义工联”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留意，关注深圳的重点仍然是青年发展和共青团工作创新。只是20世纪90年代我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志愿服务领域的时候，越来越感觉深圳志愿者社团依法注册的重要性，也为全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其实，在1990年，深圳市团校一位教师就提醒我关注志愿服务，说“香港义工经验和深圳义工兴起，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特殊的意义。”我记住了这句话，但是当时没有马上研究志愿服务，而是后来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就将志愿服务作为终身研究领域。这方面，很多次到深圳的调查研究，都是非常有感悟、非常有启发的。所以，我特别感谢深圳共青团、特别感谢深圳义工联，成为我志愿服务研究不断取得成就的发源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中期，我经常到深圳调查和开会，但是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鹏会议”。应该是1993年底，我接到深圳团市委的邀请，参加青年工作发展研讨会（务虚会）。具体就是团市委领导和干部，以及区团委主要领导，集中到大鹏青少年教育基地，深入研讨青年工作的创新发展。那次会议有三个背景：一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二是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同志主持下，共青团提出跨世纪青年文明行动、跨世纪青年人才行动，并且启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三是当时中共深圳市委要召开青年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团市委酝酿创新思路。我记得“大鹏会议”开了三天，不论是团市委领导，还是机关干部，或者各区、各战线团委的同志，发言非常热烈，有时候讨论也非常激烈，还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图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编《深圳共青团工作社会化发展之路》
“大鹏会议”后不久，深圳团市委邀请时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徐文新老师带队，前来深入调查研究深圳共青团工作的探索和创新。期间，我有时候也陪同徐老师调查和交流，发现徐老师他们对深圳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对深圳青年的创意非常重视，非常感兴趣，夜以继日地讨论交流。其中，徐老师非常欣赏深圳团干部讲的两句话，“在缺乏理想的时代，我们创造理想；在缺少热情的时代，我们创造热情。”确实，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我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当一些人只是关注市场竞争，时刻进行利益计较的时候，就逐渐忘却了理想和热情。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作为开放前沿，作为先行先试地区，共青团干部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们富裕的同时，依然创造理想和热情，坚持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为人民的利益需求创新创造，的确是值得尊重、值得敬佩的。
我的志愿服务研究生涯始于1995年。感谢深圳团市委、深圳义工联的邀请，让我第一次深入调查分析志愿服务，从而改变我的研究领域，从共青团工作研究、青年发展研究转向专注志愿服务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这一行业的专家学者。当时，深圳志愿服务经过初期的发展和兴旺之后，面临不断深化的需求、面临转型和创新的需求，就邀请我带队，利用暑假的期间开展调查研究。记得我在深圳调查的时候，专门打电话到北京，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一位老师咨询研究价值。这位老师非常支持我转向研究志愿服务。她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正在从“经济发展”规划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转变，要将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的志愿服务，仅仅依靠政府包办，既可能出现“负重不堪”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寻租腐败”的问题。因此，她认为我们开展深圳志愿服务发展的调查研究，对于全国都具有参考借鉴价值。我原来真是没有想到深圳这个课题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位老师的鼓励下，我不仅仅完成深圳义工联委托的任务，而且从国家层面分析深圳志愿服务探索和发展的意义，陆陆续续产生学术成果、资政成果，从而也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记得1995年在深圳调查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深圳团市委权益部、深圳义工联秘书处的同志告诉我们，前一段时间到一对资深志愿者的家里，祝贺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并品尝了预示好意头的红鸡蛋。后来，有媒体以《义工的红鸡蛋》为题目进行报道，介绍这段姻缘：一男一女两位资深志愿者，因为爱心助人的过程中相识相恋，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有了幸福的生活。我与这对夫妻认识，也是因为志愿服务。女志愿者有一次交流的时候说到，“非常感谢志愿服务的相遇。人的容貌会因年龄变化而变化，但是人心的善良和美好伴随人的年龄增长而永远有魅力。”其实，我在开展志愿服务调查的时候，既关注数据和趋势的发展，更关注细节和事例的影响。在志愿者和志愿组织中，这些美好和亲切的故事有许多许多，恰恰是社会生活美好幸福的基因。
深圳市共青团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的一个飞跃，就是2011年启动的“志愿者之城”建设。近年来，广东省在全国有两个志愿服务方面特别大的贡献：一个是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引起全国很多地方的学习和仿效，推动了全社会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设。另一个是广州“志交会”的举办，推动了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的连续举办。这也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先行示范，在志愿服务领域的体现。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的过程，我是作为专业人士间接参与的。深圳市委市政府起草“志愿者之城”建设意见的同时，也委托深圳大学等专家起草“志愿者之城”评估体系。当时，邀请国内一些专家进行讨论审定，我是其中一位专家，对于这个举措特别感兴趣。在此之前，我们2005年第二次接受深圳团市委、深圳义工联的委托，开展志愿服务专题调查，出版《中国深圳义务工作发展报告》，就提出了机制创新、体系建设的构思，希望深圳为全国发展率先探索、作出贡献。
图三：谭建光、凌冲主编。《中国深圳义务工作发展报告》
从2011年以来，我一直关注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进展，先后几次前往调查，还陪同第一届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调查组到深圳调查，并且与全国各地区“志愿者之城”“志愿之城”“志愿城市”等建设的模式进行比较。我一直认为，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的顶层设计是特别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从市委市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出台政策文件、设置评估指标等，到各区、各部门建立相应机构，街道和社区落实建设措施，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两年，中央正在起草健全和完善志愿服务体系的政策文件，我曾经应邀参与文件起草和修改的会议，在会议上介绍了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的经验，提供全国制订政策时参考。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深圳“志愿者之城”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全国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后，深圳市是最先响应的城市之一，也很快提出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目标，提出“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和激励青年创新创意、成长成才。我非常有幸入选担任全国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全国共青团工作高端智库专家成员等，参与调查和研究各地区青年发展状况，提出对策建议。同时，非常荣幸获得深圳团市委的邀请，担任深圳市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也担任深圳市志愿者学院副院长，有机会更多到深圳调查和学习。特别是2023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青年发展型城市主题论坛在深圳举行，中外青年代表与城市代表共同发布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深圳倡议》。我作为国家专家、深圳专家双重身份参加会议，听取深圳市领导和专家分享促进青年发展，尤其是吸引青年人才到深圳创新创业，为广大青年提供就业创业的许多新思路、新措施，真正看到新生代青年的希望所在。我曾经参加国家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评估小组，到天津市、唐山市、保定市等地进行评估，也看到许多地区都在探索创新，有很多好的做法。但是，深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政策制度、创新措施一直是走在前列、引领未来的，特别值得学习借鉴。
最近几年，深圳的同志拉我进了“五月花海”老团干交流群，了解到“深圳市五月花海公益基金会”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既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以来的青年发展活力、共青团工作创新活力；也致力于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贡献青年智慧、贡献青春力量。我虽然在2020年也退休了，但是配合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社会治理志愿服务、青年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仍然是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没有时间参与“五月花海”的各项活动，只能够在微信群中关注，有时候撰写一些文章分享，作出小小的贡献。从“深圳市五月花海公益基金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看，既有鼓励团干部回忆峥嵘岁月、感怀激情时代，用文章、诗歌、书法等方式留下美好记忆，也为新时代的青年传递正能量；也有面向社会的公益志愿、关爱互助服务，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这一次，80多岁、70多岁、60多岁、50多岁的老团干们，满怀激情地排练“忆奋斗岁月 谱时代华章——‘青春花开’五四青年节文艺晚会”。看到很多微信群分享的信息，我所熟悉的老同志们无私奉献、辛勤排练，就是为了向新一代青年、新一代团干部传递理想和信念、传递爱心和热情、传递坚持和奋进等，特别令人感动。我不是深圳人，也不是深圳团干部，但是我在不远的广州市，在志愿服务研究和青少年发展研究的经历中，一直关注和关心深圳的青春活力。为此，我认为自己是深圳共青团工作发展、深圳志愿服务发展的观察者和见证者，乐意为深圳的青年人鼓与呼，乐意为深圳的志愿者鼓与呼，乐意为深圳的团干部鼓与呼！
这是一篇零零星星、絮絮叨叨的记录文章，将我四十年来对深圳共青团工作的印象，对深圳青年发展的感悟记叙下来、分享出去。由于仅仅是凭记忆撰写，很多叙事没有进一步沟通核实，也许有疏漏，也许有偏差，敬请原谅，也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谭建光（1960年10月——），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原副会长，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理事，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原副会长，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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